山西襄汾，汾河之畔，筹建近3年的陶寺遗址博物馆11月12日正式开馆。从空中俯瞰，外观呈现一个“中”字，象征着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对探源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。

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，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代表性遗址之一。陶寺遗址博物馆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？重大考古成果蕴含着怎样的中华文明密码？

展出230件（套）珍贵文物

陶寺遗址博物馆是依托陶寺文化建设的一座专题性遗址博物馆，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，设有“文明蕴化”“煌煌都邑”“早期国家”3个基本陈列单元、2个专题展览以及1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，全景式展示陶寺遗址在城址规划营建、手工业制造、艺术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。

此次博物馆集中展出陶器、玉器、铜器、漆木器等文物230件（套）。陶寺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圭尺首次公开亮相，这是一件黑、绿、红三色相间的漆木杆，应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天文历法观测仪器。

彩绘蟠龙纹陶盘也是明星展品，此盘褐色胎，内壁以红、白两色彩绘蟠龙纹。“陶寺遗址共出土过4件龙盘，陶寺龙纹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。”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李思敏介绍。

利用数字技术增强体验感，是展陈的一大特色。在礼乐文明展区，摆放着鼍鼓、土鼓、石磬、铜铃等文物和复原物，激活多媒体设备，便能聆听来自几千年前的悠扬乐音。陶寺遗址从历史中“走”出来，在光影中“活”起来。

46年发掘，揭开早期都邑神秘面纱

陶寺遗址1958年被发现，1978年正式开始发掘。46年来，大型墓地、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、气势恢宏的宫城宫殿基址等先后被发现，共出土文物5500多件，一个沉睡于地下数千年的都邑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站在陶寺遗址的观象台遗迹复原互动装置观测点，随着季节变换，可以看到太阳从不同的观测缝升起。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发现的大型夯土建筑观象台，很可能正是古代文献中所言观象台遗迹，具有系统的观象授时功用，能观测到20个节令，这些节令与当时的气候变化、农事、节日相联系。先民观象授时，便能根据节令进行农耕种植。

除了观象台，展厅还展出了圭表、铜齿轮形器、沙漏等文物和复原物，有学者推测，陶寺先民已能推算节气、制定历法，精准管理时间与空间。

展厅里，陶寺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腕饰、铜铃等各种材质的礼乐用器十分精美。“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型墓葬出现鼍鼓、土鼓、石磬等固定组合、固定数量、固定位置的现象，反映礼乐制度初步形成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介绍。

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，陶寺遗址确定了中期大城址、宫殿区及宫城、仓储区、手工业作坊区、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遗迹，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更加显现出来。“这些发现生动表明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，陶寺早、中期聚落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。”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闫亚林介绍。

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

陶寺文明在中华文明脉络中有何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？12日下午，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举办，30余名考古文博专家齐聚探讨。

“大规模的城址、宫殿建筑，出土的玉器、铜器以及写有文字的一些文物，都可以证明，在距今4300年前后，在黄河中游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化。”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表示。“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过程的关键之一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、教授张海表示。

专家认为，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重要节点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、兼收并蓄、连绵不绝特质的有力实证和生动写照。

陶寺遗址自“十一五”以来一直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库，陶寺考古遗址公园2017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，并且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重点项目。据介绍，当地接下来将持续推进陶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示范区、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、陶寺文化艺术创意园等规划建设。

（责编：汪翠萍）